Cancel Culture “取消文化”是伸張正義的手段，還是另一種思想審查與公眾羞辱的復辟?
2015年，知名的英國記者及作家Jon Ronson 出版了一本談論網路羞辱 ( online shaming ) 現象的著作，” 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 “ ( 台灣由商周出版社出版，書名譯為鄉民公審: 群眾力量, 是正義還是霸凌? ) 該書藉由活生生的實際案例探討公眾羞辱在社群網路上再現的現象，此一現象在Twitter 上尤為明顯。
公審或公眾羞辱在殖民時期的美國曾是國家許可的一種懲罰手段。但隨著公民意識覺醒，民眾高呼同情與憐憫，英國隨後在1837年，美國在1839年後便廢除了此一懲處手段。
但此一因為公民意識覺醒早已消失的公眾羞辱行為，卻在近幾年間因為社群媒體的發達， 開始出現不同的變形與新的社會文化情境。對於Cancel Culture 的討論，從一開始充滿正義的氛圍，開始夾雜了不同的批評聲浪，遂成為這幾年來屢屢被提及的爭議概念與現象。
何謂取消文化 ( Cancel Culture ) ?
近幾年來開始興盛的 Cancel Culture , 跟社群媒體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2021年1月, Merriam Webster ( 韋氏大辭典 ) 新增收錄了關於Cancel Culture 的定義與說明。
對於Cancel Culture, 韋氏辭典有非常生動的簡短說明:
What It Means, to Get ‘Canceled’, Show’s over, folks. Time to go home.
被”取消” (關注等) 意謂著，兄弟，沒戲可唱了，包袱款款回家吃自己了!
Cancel is getting a new use. Canceling and cancel culture have to do with the removing of support for public figures in response to their objectionable behavior or opinions. This can include boycotts or refusal to promote their work.
“取消” 一詞開始出現新的意涵。對於公眾人物令人反感或不贊同的言行，以 ”取消” 關注等具體行為表達不予支持的態度。包含抵制及拒用其代言的產品及工作等。
2018年紐約時報的記者 Jonah Engel Bromwich 的一篇報導
討論了當年在美國甚囂塵上的取消行動，並一一列舉出當年曾被”取消” 的公眾人物。文中並稱2018年是 " 正式的，極度的，取消的一年” ( 2018 is “officially, extremely canceled,” )
隨著取消文化在這幾年成為社群網路裏的日常，有愈來愈多人開始關心取消文化的長遠影響。
不可小覷的網路正義
從2018年美國發起的#metoo 運動開始，一開始的Cancel 取消行動，是基於對於名人或廠商等明顯的違反道德或法律等言行提出強烈譴責，遂號召民眾取消關注，抵制其代言或生產的商品，以期達到法律懲處所無法企及的地步，從內到外的重傷”被取消” 者的聲望名譽及依此而生的經濟利益。相較於法律制裁的冗長程序，這類行動產生的衝擊快又有效。遂讓所有行動者都能有很高的參與感，同時也滿足取得道德制高點的快感。” On Demand “ 隨選所需式的參與訂閱即表示支持，取消即表示譴責與不滿。訂閱與退出從此有了不同的參與意義，成了一種行動藝術與態度展現的最佳利器。
變奏的取消文化
社群同溫層效應的擴張，讓取消行動從關注社會公義的一種倡議行動，逐漸變形擴張到對一般民眾的言論審查。任何網民都有可能因為自己的無心之言，引發巨大的被出征浪潮，然後不合比例原則的被陌不相識者的言論摧毀其生活。這種變形的審查效應，讓只有符合政治正確的言論得以存在網路上，從而限縮言論自由的空間。
沉寂百年的公眾羞辱的陰影籠罩在這波新的社會文化行動裏。
公眾對於Cancel Culture 的反擊與省思
2020年7月7日，美國流行時尚雜誌 “ Harper”, 在其官網上發表一封由153人連署，被稱之為哈潑之信 ( Harper’s Letter ) 的公開信。此信標題名為:
對於正義的公開辯論之信( 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
於此同時，持反對意見的學術界及媒體界也有160人參與連署，並由西北大學講師Arionne Nettles 負責起草回覆哈潑此封公開信。其反對方的標題名為:
關於公開辯論正義更明確的信" ( A More Specific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
哈潑之信指出，認為整個文化機構正面臨審判時刻。對於種族及社會正義等的社會抗爭運動日益升高，固然擴大了對於社會各個層面更大的平等與包容的訴求，卻也因此形塑強化了特定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承諾。他們一方面為前者社會運動的成果喝采，但也反對隨之而來固化的教條或強迫主義。認為這些共生伴隨的現象削弱公開辯論的空間，也壓縮容忍分歧的可能。類似的言論審查終將產生令人窒息的氛圍而損害這個時代。
反對哈潑之信的意見則指出，這封由大多數富裕白人所簽署的公開信在擔心自己因為Cancel Culture 而被迫沉默時，卻忽略了早已存在新聞界，學術界或出版業中，那些被邊緣化的聲音是如何世代相傳下來的。認為他們難以忍受來自黑人，黃種人或LGBTQ 族群的強而有力的抨擊。認為哈潑這個平台本身就只提供給具有影響力或大量追隨者能夠發表觀點，完全排除邊緣人群發聲的可能。然後這些有能力在哈潑上發言的有力人士，在抱怨並擔心他們可能被噤聲。
哈潑這樣的媒體傳統上僅提供給這種具有文化資本的人使用。而這種文化資本通常被賦予給白人及順性別 ( Cisgender ) 人士。他們的發言反映了籠罩在媒體行業所蔓延的精英主義者，如何的不願意拆除壁壘讓其他人進入他們的圈圈。
解決之道
對於衝突日益的Cancel Culture，已經有學者提出呼籲，與其不斷的Call-out 出征不認同的觀點，不如試著Call-in 進行有建設性的融合。史密斯學院 ( Smith College ) 的教授 Loretta J. Ross 就設計了一門名為: Calling in the calling out culture 的課程。或許等到哪天我們能Cancel “ Cancel Culture” 的那一天就代表了我們對於能夠輕易取得的網路公權力有了更敬畏的力量。
